疫情后，海外品牌接触中国买手的机会在变少，但还是有一部分品牌想尽办法，通过上海时装周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突破口。
如果你常逛买手店会发现，最近一两季出现在买手店里的海外新品牌数量有所减少。
据名品时尚在2021秋冬上海时装周期间走访多个商贸展会时的发现，这与参与相关展会上海外品牌数量整体变少有关。换言之，疫情后，海外品牌接触中国买手的机会在变少。
名品时尚从上海时装周官方Showroom平台时堂了解到，往年由法国工商会牵头合作，时堂的法国设计师品牌展区会有多达二三十个品牌，但这一季仅有三个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品牌参展。
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负责人张洁向名品时尚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前MODE有近50%的参展品牌来自于海外，但这一比例在本季降至29%。
疫情使得人员和货物的跨境流通变得更为耗时、耗力。这直接影响了海外品牌参与上海时装周的比例。
XCLIAM是以韩国设计师品牌为特色的Showroom。其创始人Bryan Choo告诉名品时尚，疫情以来由于航空受限，货品运输的成本和时间都大幅增加，而且通关的难度也变大了。
“本来一周内就可以到货清关的，现在时间很可能被拖长到两三周。”Bryan Choo说。
时堂法国展区Maison Lener品牌代理人对名品时尚表示，航空运输的时效未变，但一个运输托盘的费用比之前贵了两倍。“现在的物流费用跟发DHL快递差不多。”
而海外人员要来到中国，也必须经历隔离期。这对于设计师和其团队工作人员而言都是额外的时间成本，且势必需要协调其它的时间安排，付出的精力不可忽略。
但据名品时尚从多个商贸展会和订货会平台了解到的信息，随着中国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且社会经济生活恢复正常，越来越多海外新品牌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上海时装周，以期在中国市场取得土坯。
“这儿就我一个人负责，刚请了仓库管理员帮忙一起布展。” 在日本创办的独立设计师品牌Dot主理人宋建隆告诉名品时尚。
见到宋建隆是在上海时装周的官方商贸展Mode展会上，他独自一人在忙着布置品牌展示空间。他说，这是他的品牌Dot自2018年成立以来首次回国参与展会。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范围内蔓延。全球时装周的发布日程及商贸展会都因此受到影响。Dot往年参加的日本服装展会也不例外，“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得益于中国对疫情的有效管控，上海时装周自上一季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也成了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可以正常运作的时装界大型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客观条件艰难，但仍有不少的海外品牌决定通过上海时装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突破口。
值得提到的是，张洁告诉名品时尚，事实上，国内时装订货会和商贸展会的重要性因疫情有了提升。
“因为不能出国，以前去国外订货的国内买手对于海外品牌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留在了国内。”张洁说。
对于海外品牌，尤其是此前未在中国市场进行自主运作的品牌而言，借助代理商、Showroom等第三方平台是在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参与上海时装周的一个最优选择。
丹麦品牌Custommade和拉脱维亚品牌Natalija Jansone都是首次在中国亮相。此次他们参与上海时装周是与参展MODE的Showroom Ya进行合作。
Showroom Ya主理人郭怡萱表示，她需要协助品牌决定是以欧洲还是国内的零售价进行定价。这涉及到其中是否计算了额外的运输成本和清关成本。
同时，她还需要帮助品牌筛选进驻渠道，因为买手店风格是否与品牌匹配将影响其未来的形象发展。而对于这两个刚在中国刚露面的新品牌，她还要从零开始帮助品牌在国内搭建媒体宣传的渠道，例如将衣服出借给明星、KOL等获得露出。
相似情况的还有日本品牌Jenny Fax。该品牌通过入驻Tube Showroom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虽然设计师团队未到现场，但Tube Showroom的工作人员帮助该品牌接触买手，并跟踪订单，为品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提供直接帮助。
Bryan Choo则是帮助多个韩国设计品牌通过“拼单”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他会将几个设计师品牌的订单一同交付给在中国的工厂进行生产。“基本上500件到1000件左右价格肯定跌下来，而我们在当中也能有利润空间。”
当然，也有如宋建隆一样的主理人、设计师，选择亲自带着品牌来上海摸摸门道、试试水。为了尽可能压缩成本，且以最快的速度地掌握市场信息，“单打独斗”显然是比较经济、高效的选择。
而宋建隆看重的是自己来能最高效地判断此后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宋建隆告诉名品时尚，展会结束后，他准备和此前合作过简单款式的中国工厂碰头，将工艺更为复杂的一些订单逐渐移交到他们的手上。同时，“单打独斗”的宋建隆也开始接触洽谈一些Showroom和代理商，以期未来能匹配到与品牌风格更为合适的买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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